| 就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而言，推動中國經濟的，還是城市化背景下投資驅動的“推土機”，而創新驅動只是一輛“玩具汽車”而已。營造一個公平、透明、健康的投資環境比什么都重要，這就需要改革。
近年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幾乎已成為全社會共識，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路徑，比較官方的提法是靠創新驅動，創新驅動幾乎也成為從政界到學術界以及經濟領域的日常用語。然而，中國經濟真的唯有通過創新驅動才能獲得可持續發展、才能夠解決諸多結構性問題嗎？
城市化水平揭示創新驅動“馬力不足”
如果把每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過程分為多個階段，那么，在不同階段里，拉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會很多，但總可以找到一個主要動因，如大量廉價勞動力、FDI、大規�；A設施建設、科技進步等眾多因素其中之一。當今全球商業管理界公認的“競爭戰略之父”邁克爾·波特（Michael E.Porter）把國家之間競爭所推動的經濟發展分為四個階段：生產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和富裕驅動。前三個階段都是經濟處于成長階段，而富裕驅動階段則意味著國家已經走到經濟衰退階段�！�
按照他的觀點，英國在19世紀前半葉已經跨入創新驅動階段，美國、德國、瑞典則在20世紀初進入創新驅動階段，日本、意大利是在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進入了創新驅動階段，韓國則在21世紀初進入創新驅動階段。一國處于創新驅動階段的主要特征如下：依賴生產要素而形成競爭優勢的企業越來越少；很多企業克服了生產成本或匯率變化的沖擊；大規模海外投資潮的出現；產業集群向縱向深化或橫向跨行業發展；政府無為而治等�！ �
就中國而言，過去10年經濟平均增速超過10%，2011年也在9%以上，無疑是處于高速增長階段。顯然，過去10年拉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主要靠投資，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絕大部分年份都在50%以上。因此，簡單地判斷，中國經濟還未到達創新驅動階段。至于中國當前經濟增長主要以生產要素驅動為主還是投資驅動為主，實際上還是容易判斷的：即前期廉價勞動力、廉價土地資源及廉價環保成本的時期已經過去，房地產投資、基建投資、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成為主導經濟的力量，故中國經濟應該處在投資驅動階段。
但是，從目前不少省市所提出的發展戰略看，都期望通過“創新驅動”來實現經濟轉型，這明顯高估了創新驅動在現階段的作用。因為經濟高速增長的前提是城市化率水平還比較低，故存在巨大的投資需求和資源流動性需求，投資需求帶動資金、勞動力、原材料等生產要素在全國范圍內流動，以尋求合理的資源配置。2011年中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在25%左右，GDP增速超過9%，且沒有一個省、自治區或直轄市的經濟增速低于8%。但從它們的GDP構成看，無論是制造業中高新技術產業的增加值占比，還是金融業中的創新業務收入占比，或服務業中的新興產業、新型服務模式的占比，都非常低，累計不足其GDP總量的10%，何來創新驅動呢？
我們不妨比照一下日本在1975年及韓國在2000年以后的城市化率和經濟增速。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60%，1975年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78%，即便是最落后的北海道，城市化率也達到70%。自1975年步入創新驅動階段之后，GDP增速回落到7%以下，大致在2-6%之間。韓國也是如此，2000年韓國的城市化率達到80%，而2002年之后的GDP增速則降至7%以下。如果再比較一下日本在進入創新驅動階段時的貧富差距，可以發現日本最貧困的5個縣與最富裕的5個縣之間的貧富差距只有1.6倍，而中國則在10倍以上�！�
中國在城市化發展滯后及結構性問題突出的情況下，創新驅動顯然還只能在一些經濟高度發達的區域，如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嘗試，對于全國而言，即便今后還是延續投資驅動的現有模式，城市化率以每年一個百分點左右的速度提升，10年之后的城市化率提升至60%，也仍然沒有達到創新驅動所需要的社會經濟發達程度�！ �
投資驅動能否從政府主導轉向民間
中國經濟在經過這么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人們已經對投資拉動模式的可持續性感到擔憂，尤其是地方債規模的突飛猛進，已經大大削弱了地方政府未來的投資能力。而與此相對應的，是資產泡沫的不斷堆積，如中國目前城鎮與農村房地產總市值占GDP比重接近3倍，而美國在次貸危機房地產泡沫破滅時該比重為3.16倍，日本在1990年房地產泡沫破滅前為4.61倍�？梢�，中國在應對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泡沫方面雖然措施較多，且銀行信貸中與房地產關聯的部分比重不大，但房地產泡沫破滅的風險依然存在，其對未來經濟的負面貢獻也日漸凸顯。
若單純從區域經濟不平衡、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還比較落后、中國城市化率仍然比較低的角度看，中國未來無論是經濟增長的潛力還是投資前景都是不錯的。但是，由于地方政府主導下的投資活動已經導致產出率過低的現象，說明由政府主導的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模式，是難以持續的。以全國東、中、西三個地區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的變化為例，如從1995年到2011年前三季度，西部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在全國的占比已經從16%提高到了24%，中部從16.5%提高到27%，唯有東部沿海，從58%降至48%。這說明在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的戰略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增長明顯快于東部，但從投入產出的角度看，GDP相對于固定資產投資的投入產出比，超過2的分別是廣東、浙江、上海、北京、江蘇、福建和山東—無一例外都在東部沿海地帶，其中廣東以4.07的高產出遙遙領先。低于2的，則都是中西部地區的省份，如吉林、寧夏等（附圖）。
政府主導投資的弊端實際上在2009年的“兩年4萬億”投資中已經暴露無遺，按國家審計署的統計，2009年地方政府債務余額陡增62%，截至2010年底，全國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達10.7萬億元，超過當年全國財政收入。實際上，政府也意識到通過投資來刺激經濟增長的模式難以為繼，于是，在2010年5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新36條”），其中明確界定了政府投資的范圍，即政府投資主要用于關系國家安全、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和社會領域；表示對于可以實行市場化運作的基礎設施、市政工程和其他公共服務領域，應鼓勵和支持民間資本進入；并進一步提出，國有資本要把投資重點放在不斷加強和鞏固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在一般競爭性領域，要為民間資本營造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在2011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也首次提出“促進經濟增長從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長有序轉變”�！�
然而，從“新36條”的實際執行情況看，效果并不明顯，尤其是在發改委《關于2011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中，并沒有延續2010年的“推動國有資本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適當退出”提法，對鼓勵國退民進的具體做法作進一步指導。這其實容易理解，因為改革往往需要倒逼推進：中國的國退民進始于1998年，其中，國有企業退出規模比較大的是在1998-2002這四年間。1998年是國有企業虧損面最大的一年，當時國家采取“抓大放小、國退民進”的政策，可謂是局勢所逼。如今，整個國有企業的盈利狀況頗為良好，而且2011年政府財政收入達到超10萬億元的歷史新高，讓政府部門或國有企業退出投資或經營顯然勉為其難�！�
所以，按通常的邏輯，投資由政府主導轉向民間，還需要若干年的政府資產負債表惡化過程。今后，隨著國有企業虧損面的擴大，政府部門債務壓力的增大，政府投資能力將不斷削弱，只有通過拍賣國有資產來維持財政平衡時，社會投資由民間主導的時代才會到來。但到那個時候，恐怕整個社會經濟所付出的代價就太大了�！�
要讓經濟增長可持續——創新不能替代改革
2012年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已越來越多，并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居民、企業及政府部門的債務水平顯著上升，如溫州等地的高利貸導致民間債務水平大幅提升，房地產銷售低迷導致房地產企業等債務率的上升，而地方政府及鐵道部等政府部門的債務水平也大幅上升；二是經濟社會領域的結構性矛盾日漸突出，如城鄉居民收入結構、中等收入者群體比重、銀行與實業對盈利的切分以及政府、企業與居民儲蓄之間的不均衡等；三是經濟高增長、貨幣超發帶來的資產泡沫；四是產權制度改革進展緩慢；五是三農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這些日益嚴峻的問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若一言概之，就是市場化改革不徹底。盡管我們也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對于市場化程度達到怎樣一種地步，卻無現成的理論依據。比如，利率市場化改革已經進行了20多年，但至今未觸及存款利率上限。因此，房地產等資產泡沫的堆積、銀行利差水平居高不下、地方債規模的膨脹等，應該與中國長期實行存款低利率政策有關。當物價、利率、匯率等要素價格不隨著市場供求關系而波動時，市場就容易被扭曲；當行政管制過多、某些行業進入受限時，壟斷和腐敗就容易發生；當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過于自信，調控力度過大時，市場自我調節機制就難以發揮作用。
面對內需不足、資源瓶頸、能耗過大等經濟轉型的困難，我們看到更多的口號是創新驅動，而創新的主導又是政府，各地方政府都在設計創新規劃、創新考核目標。而創新理論的代表人物熊彼特認為，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創新是生產過程中內生的，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應用。另一位管理學大師波特也認為，當一國經濟進入創新驅動階段，政府應該淡化其作用，最好能做到無為而治。
而目前中國的企業家又在忙什么呢？剛結束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從多方面采取措施，確保資金投向實體經濟�！笨梢�，目前存在企業家熱衷于玩資產游戲、“以錢炒錢”。其背后的原因，應該是企業用工成本、融資利率的大幅上升，原材料價格上漲壓力難以緩解，尤其是中小企業經營壓力更大。
如果企業家連做實業都無興趣，如何來進行生產流程、工藝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創新呢？故首先要營造良好的企業經營環境，如果金融領域的回報率遠遠高過實業的回報率，且存在操作簡便風險不大的機會，那么，企業家為了追逐短期的高額收益率，其創新動力顯然還是不足的，只有整個社會的平均回報率水平顯著下降，社會的公平性、透明度提高，企業才會專注于實業投資，才會形成企業家樂于創新的氛圍。但只有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才能降低社會的資金成本，只有營造一個公平、公開的市場環境，政府不干預市場，才有利于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
目前，政府部門樂于做的事情是制定扶持中小企業或小微企業發展的各種規劃，提供鼓勵創新的公共服務平臺和財稅支持政策，這當然是件好事，但規劃的制定與鼓勵措施的提供，與實際操作和實際效果又是兩回事，無法讓企業擺脫經營中面臨的真正困難，如融資成本的不公平，民企的融資成本高于國企；競爭條件的不公平，多個行業存在民企進入壁壘；權力部門的辦事效率問題、透明度問題及尋租現象在中西部地區的存在，雖其各有差異，但都導致企業經營的隱形成本難以預料。
這樣看來，經濟社會的改革，也是創新的前提，改革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繞不過去的坎。從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歷史看，任何一個需要改革的領域拖而不改，則該領域的問題就會不斷堆積起來，給經濟運行造成很大阻力。有些領域短期內不改革，似乎不會對經濟運行馬上產生負面效應，但長期的負面影響會很大。因此，改革肯定會付出成本，但不改革所導致的成本會更高。
就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而言，制造業還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服務業規模還沒有達到合理的比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過程還遠遠沒有結束，經濟增長的潛力還在，故這個時候推動中國經濟的，還是城市化背景下投資驅動的“推土機”，而創新驅動只是一輛“玩具汽車”而已。故營造一個公平、透明、健康的投資環境比什么都重要，這就需要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