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達國家面臨的債務危機和經濟衰退趨勢，中國面臨的地方債等六大困境，都是現有體制弊端累積的結果，難以用老一套方法化解，各國迫切需要進行體制改革和發展模式轉型。而轉型的動力不能單靠自上而下的口號和理念，還要靠自下而上的危機倒逼機制。
當今的歐債危機、美國主權評級下調等問題，引發了人們對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擔憂。自美國次貸危機之后，盡管發達國家紛紛采取寬松貨幣政策、大肆舉債等措施來刺激經濟，但仍是局部危機不斷，且政策刺激的效果一次不如一次。這就引起人們反思：單純靠貨幣投放，無法解決累積已久的債務危機、高企的失業率以及經濟停滯不前等問題，是否應該從源頭上去解決這些揮之不去的頑疾呢？
危機是體制弊端累積的結果
世界上應該不存在完美無缺的經濟社會體制，每個國家或政權為了維持它的長治久安或發展壯大，都會選擇一個它認為最優的體制，并通過相應的法律和武力使之運轉下去。就經濟體制而言，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這也是二戰之后經歷了一番痛苦的實踐之后，該體制最終被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的結果。但是，由于每一種體制都存在一定的弊端，需要不斷地修正來克服體制中壞的一面，如果不及時修正體制的弊端而任其發展，最終就會釀成危機。
如今，發達經濟體無一例外地陷入了高負債、低增長的泥潭，如美國政府的負債率達到100%，日本超過200%，歐盟國家普遍在70%以上，希臘、意大利兩國都超過120%；據IMF估計，發達國家的平均負債率超過100%。而從2011年上半年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來看，美國只有0.7%，歐盟也在1%以下，經濟衰退的跡象十分明顯。因此，當我們在關注美國何時推出第三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同時，應該反問一下，這一舉措能讓美國經濟擺脫困境嗎？
回顧全球近代歷史，我們會發現自己正處在19世紀以來全球和平時間最長的階段。因為從18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全球范圍實際上一直在發生戰爭—主要是殖民與反殖民戰爭，如美國在18世紀取得了反殖民的獨立戰爭勝利，而印度則在18世紀戰敗，完全淪為英國的殖民地，中國在19世紀中葉開始不斷戰敗，淪為多個西方國家及日本的半殖民地。而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實際上是西方列強為爭奪殖民地和爭霸而導致的戰爭。時隔21年，1939-1945年又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年反法西斯戰爭結束之后，至今已經度過了66年的世界和平時期，雖然期間有些局部戰爭，但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并沒有發生戰爭，也無本土戰爭。
和平之所以能在二戰之后一直維持，就國與國之間而言，實際上也是因為全球范圍內的體制趨同化：政治觀念的趨同和經濟體制的趨同。政治觀念上各國之間的包容性大大增強，而經濟體制上普遍實行的市場經濟體制，使得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各國之間利益交錯，一個國家內部的社會經濟動蕩或兩個國家之間的政治沖突，都會損害多個國家的經濟利益。
就各國國內而言，發達國家基本上實行多黨制和民選政治，為能夠在競選中獲勝，各黨都會采取各種討好選民的手段，如承諾提高福利、減輕稅負和增加就業機會等，其結果就是政府負債水平的不斷提高。盡管在競選過程中競選人也會提出一些改革方案，但一旦當選之后，往往因為實施改革的反對意見較多，且改革不會短期見效，故放棄改革承諾的現象也屢見不鮮。比如，奧巴馬曾提出對富人增稅、對中產階級減稅的計劃，但終因共和黨的反對而難以推行。而在債務危機最深重的希臘，緊縮財政支出、增加稅收和國營企業私有化的改革舉措也遲遲不見推進，使得國際評級機構如標普把希臘的主權信用評級調至垃圾級。
過去66年，世界和平能夠得以維持，全球經濟獲得空前的增長，其代價就是政府債務水平的不斷提高。這是因為，經濟改革和體制轉型具有很大的風險性，會帶來社會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為了避免風險，保持社會穩定，各國多以擴大債務規模來解決短期社會矛盾，盡管期間也有實施過一些改革舉措的案例，但多以小改小鬧而告終。政府債務的特點就是當期政府舉債，下期政府承擔，何樂而不為？
因此，當今各發達經濟體出現的債務問題乃至債務危機，實際上可以看成是一種體制長期維持所付出的代價，盡管這種體制是相對優越的，若不對其進行修正或改革，其弊端的累積也同樣會釀成危機。
危機輪回能否倒逼債務國經濟轉型
自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至今，全球經濟不斷爆發債務危機或金融危機，如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0年的日本資產泡沫破滅、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以及2009年四季度由希臘作為開端的歐債危機。這些危機的發生，大多與主權債務負擔加重或銀行壞賬率上升有關，之后則通過債務減免、短期債務轉長期債務、降低杠桿率、貨幣貶值、緊縮財政支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等措施來解救。但事后來看，危機之后，大多數國家都留下了后遺癥，如拉美國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日本經濟“失去了十年”，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長下滑等。如今，歐美這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也深陷危機和經濟停滯的困境中，且對應該如何擺脫困境尚無明晰的思路。
回顧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至今的40年，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幾乎全球各大經濟體都經歷了危機或經濟轉型，如上世紀70年代，美國出現經濟滯脹之后的產業結構調整，帶來服務業的比重大幅上升，而日本則實現了制造業向高端產業升級；80年代，計劃經濟國家在遭遇了發展瓶頸之后開始改革開放，中國、蘇聯、東歐國家等均轉型為市場經濟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在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如拉美奇跡、亞洲四小龍、新四小龍）之后，也遭遇債務問題困擾，經濟發展的步履越來越沉重。進入21世紀以來，中東、北非的一些專制國家紛紛遭遇政治危機和政權解體。如今，歐美的債務危機或經濟困境再度暴露無遺。因此，過去40年，在全球整體和平的格局下，經濟和政治危機卻在全球各大洲都輪回了一遍，危機從發達國家傳遞到發展中國家，現在又回到了發達國家。
如果說40年前美日由于面臨通脹和工人薪酬上漲而導致的經濟增速下滑局面，不得不調整產業結構，推行產業升級，從而實現了經濟轉型，那么，如今它們所面臨的危機程度和應對難度則大了很多。首先，當初其經濟增長的潛力較大，產業升級、城市化等依然可以支持經濟增長；如今，制造業已經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美日經濟的發達程度已經到了勞動生產率難以快速提升的地步，發展中國家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其次，40年前，發達國家的負債率普遍較低，故可以不斷通過提高負債率等刺激政策來提振經濟；如今，其債務水平已經達到面臨償債違約風險的地步，而全球性貨幣泛濫終將使得發債成本不斷提高，繼續用債務工具來提振經濟，其邊際效應遞減。
全球經濟發展的格局已經漸漸明晰起來，21世紀必然是亞洲崛起的世紀，中國和印度將引領亞洲成為全球經濟規模最大的地區，而發達國家的衰落從邏輯上講，應該是必然事件。歐盟的高福利是以高負債為代價的，而美國低成本的負債，則是憑借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優勢，但依賴債務來維持經濟的模式，最終都將因債務的不可承受而終止。當然，現在還看不出歐美現有的經濟模式已經難以支撐下去，但至今為止，歐盟和美國采取的所有舉措都屬于治標不治本的方案，旨在延緩危機爆發的時間。從道理上講，無論是歐盟還是美國，若能改變現有的經濟模式，則危機是有可能化解的，經濟也有望步入健康發展的軌道。如對內增稅節支，降低福利水平，而不是一味討好選民；對外用更大的誠意來加強國與國之間廣泛而深入的經貿合作，如歐盟內部應該加快財政一體化的進程，使之與貨幣一體化相適應；美國則應該考慮將更多高技術產品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出口，以縮小貿易逆差，并更少地對他國實施軍事干預，以減少財政赤字，而不是制造貿易摩擦。
六大困境倒逼中國經濟轉型
盡管歐美出現的債務危機和經濟增長停滯現象與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形成鮮明反差，中國不存在發達國家目前面臨的經濟困境，但在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情況下，每個經濟體都難以獨善其身。例如，至2010年末，中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約達10.7萬億元，其中約5萬億元是2009-2010兩年內增加的，顯然，近一半地方債的增加是為了應對美國次貸危機而采取的兩年4萬億投資計劃時形成的。因此，當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的時候，我們同樣要為對外依賴度過高、經濟增速過高而付出代價。若作一個不夠全面、不夠系統的歸納，筆者認為，中國經濟面臨六大困境，這六大困境正在或終將倒逼中國經濟轉型。
一是地方債規模劇增，會讓地方政府陷入債務困境。國家審計署公布的10.7萬億元地方債中，近一半是近兩年形成的，而今明兩年又是地方政府債務償還高峰期，43%的債務將在這兩年內集中到期，預計達4.6萬億元。這顯然是對地方政府償債能力的重大考驗，目前已經有負債總額達425.6億元的云南省公路開發投資公司傳出賴債危機，據悉，自2011年6月中旬至今，已有近十家省級交通控股平臺公司發債融資，以償還銀行貸款，主要包括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和公司債，其中5家高速公路公司發行的是短期融資券，債券期限只有一年，顯然是為了延緩償債時間。此外，鐵道部的債務余額也超過2萬億元，但中國很多公共項目的長期投資回報率顯然低于目前的貸款利率，以此來推算，中國債務規模上升的勢頭將非常快。目前中國公債（包括地方政府、鐵道部、政策性金融機構等所欠的銀行貸款、所發的債券等）占GDP比重超過50%，而美國1980年的公債占當年GDP的比重也不過在30%左右。這也意味著，中國經濟長期靠地方政府借貸的投資拉動型模式必須得轉型。
二是目前的房地產泡沫一旦破滅，將給中國經濟帶來硬著陸風險，同時也會迫使經濟轉型。2011年前8個月，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依然在30%以上，成為中國經濟維持高速增長的動力之一，但高企的房價終將隨著供需關系的逆轉而回落，從而給現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帶來極大沖擊。如在房價連續走高的過去10多年中，地方政府憑借土地財政使得舉債投資的模式可以維持下去，使中國城市化進程順利推進；銀行在這一過程中也不斷擴大信貸規模，使得盈利水平高速增長；而大型國企也分享著高增長帶來的壟斷利潤。而一旦房地產價格下行，財政收入與土地轉讓收入都將銳減，地方政府、商業銀行以及大型國企所賴以維持和發展的投資拉動模式就無法持續下去。這將倒逼中國地方財政模式、商業銀行及大型國企的盈利模式轉變。如對地方財政而言，需要真正將預算外收支納入預算內管理，提高透明度，“建立規范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
三是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不僅制約中低端消費增長，而且會危及社會穩定。國家統計局最后一次公布中國的基尼系數是2004年，為0.465，估計目前在0.5左右了。即便有學者認為中國貧富差距的警戒線是0.45，而非0.4，那么，現在也已經大大超過這一數值了。收入差距過大，導致中國消費在GDP中所占比重不足40%，而美國等發達國家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一般在70-80%左右。中國消費所占比重僅為發達國家的一半左右，但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卻已經占全球第二了。因此，應該對中國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進行調整，提高最低工資比例，增加對貧困人口的財政補貼和公共福利，同時，在稅收方面，應該加征資本利得稅、遺產稅、房產稅等，否則，若任收入差距繼續擴大，那么，社會穩定一旦難以保障，則付出的代價將難以估量。
四是通脹高企和市場利率水平大幅提高對中國金融市場的沖擊。由于中國利率市場化的進程較慢，在貨幣超發、通脹高企的情況下，負利率成為常態，而民間借貸市場的利率水平卻水漲船高，從而也導致銀行理財產品的收益率、債券市場的收益率紛紛走高，銀行的表外業務規模不斷擴大，央行對銀行的傳統監管模式遭到挑戰。因此，央行不僅要從控制信貸規模轉換到控制社會融資總量，而且要加快利率市場化的步伐，否則，貨幣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會大打折扣。因此，金融的市場化程度提高及創新工具不斷增加的結果，必然會倒逼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快。
五是人民幣升值速度加快，不僅會挑戰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還會促進金融管制的放松。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建立在廉價的生產要素和人民幣匯率被低估的基礎上，而目前生產要素的價格已經大幅上漲，人民幣升值速度也有加快趨勢，這顯然不利于中國的出口，對于經濟從依賴外需向刺激內需的轉型，也形成了一定的倒逼壓力。同時，當人民幣升值基本到位之后，金融管制的作用也會逐步消退，人民幣國際化及資本賬戶的開放進程也將加快。
六是持續至今的“電荒”，將倒逼中國的物價尤其是資源品價格的改革加快推進。中國當前出現的“電荒”，既有能耗型產業占比過大的原因，又有煤電價格之間沒有理順的因素，表現為發電企業的產能利用率并沒有顯著上升，故“電荒”有一定的人為因素。而除了電價之外，中國的水價、油氣價格、電信價格等都存在明顯的非市場化定價現象，而這些產品的不合理定價，又恰恰是所屬行業處于寡頭壟斷的結果。因此，要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就必須理順這些產品的價格，通過價格的市場化波動，來影響企業的投資行為。當前，中國通過高能耗、高資源投入所帶來的高增長，從中長期看難以持續，“電荒”也已經折射出經濟不轉型的危害。
綜上所述，發達國家所面臨的債務危機和衰退趨勢，中國所面臨的諸多困難，都是現有體制弊端累積的結果，是一種維持成本，都難以用老一套方法來化解，即不能再用擴大債務規模、大量投放貨幣來拖延危機的爆發時間。各國為維持國內經濟和全球政治穩定所付出的代價已經非常大了，迫切需要從體制改革、發展模式轉型入手去應對諸多矛盾和危機。而轉型的動力不能單靠自上而下的口號和理念，事實上，自下而上的倒逼機制正在逐步形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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