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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的模式，就是摸著石子過河，走一步，算一步，那里發展快，就發展那里的模式。什么政策，能夠讓7億多勞動力拼命干活，就用什么形式。說句不好聽的，就是‘不擇手段’，發展就是硬道理。至于發展以后的分配公不公平，能否持續，能否真正讓所有老百姓幸福，就沒有很好的考慮過。
 　　這樣的發展模式，必須寄托在廉價勞動力、廉價土地和廉價環境的基礎上。以制造業為主，采取進出口不對稱的關稅壁壘，大量謀求貿易順差。用國家壟斷，把所有主要資源、土地和市場，統統控制在國家和代表國家利益的政府官員手中。除了少數社會精英，包括民營企業老板和明星，所有老百姓都變成了這個強大國家機器的廉價勞動力。
 　　國家通過國有企業和銀行，加上其強大的稅收體系，每年把占大約50%的GDP掌握在手中。這些收入，主要不是用于民生，而是用于繼續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和謀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年復一年，老百姓的收入當然也在提高，但是，大多數人的收入提高速度，遠遠沒有GDP的增長速度快。
 　　通過壓縮絕大多數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也就是通過壓縮消費，來換取高投資、高出口的增長模式，就是這樣形成的。消費、投資和出口，是大家熟悉的經濟增長三駕馬車。投資和出口增長快，消費增長慢，是一種舍本求末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在一定的發展時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長此下去，卻不能讓一個國家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首先，快速的投資和出口，不是發展的目的，它們只是發展的手段。發展的目的，實際是為了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也就是消費的不斷提高。
 　　其次，這種發展模式必然導致兩級分化，造成社會不和諧。因為，絕大多的資源掌握在占人口不到3%的政府官員、壟斷企業高管、大中型私人企業老板和一部分社會精英手里，他們的收入就大大的高于GDP的增長速度。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經出現100萬人的資產超過1千萬人民幣，6萬人的資產超過1億人民幣，1000人的資產超過100億人民幣。
 　　第三，出口的增長，依賴于外國經濟、尤其是發達國家經濟的健康情況。金融危機前，歐美國家，冒著出現大量逆差的危險，不斷從中國進口廉價產品。金融危機，歐洲國家債務危機，透視出那種靠赤字過日子，靠逆差進口的模式，不可長期下去。因此，金融危機以來，歐美國家從中國的進口開始減慢。現在，甚至出現負增長的情形。同時，由于長期的貿易順差，加上人民幣還不能國際化，導致了順差越多，國家發鈔票購買美元的壓力越大，從而催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發達地區嚴重的房地產泡沫。
 　　第四，房地產泡沫，人口老化，是近年勞動成本急速上升的重要推手，也是勞動力結構性、地域性嚴重短缺的推手。深圳之所以首先出現經濟和出口雙負增長，就是因為深圳的房價高、生活成本高，導致原來靠廉價勞力的加工出口產業難以為繼，導致許多中小企業出現負利潤。結果，有的企業關閉，有的企業（包括富士康）內遷，有的企業縮小規模，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雙負增長的悲涼局面。
 　　第五，這種發展模式，不僅是靠廉價勞動力，而且是靠廉價的土地和環境資源，才可以支撐如此高的發展速度。100年前，倫敦是典型的霧都。100年后的今天，倫敦藍天白云，而中國所有的大城市卻變成了名副其實的霧都。現在的首都機場，因為大霧，飛機航班經常被取消。這些大霧，很大程度是因為污染顆粒所造成的陰霾，而不是真正的霧水。我老家的土地，原來非常合適種香蕉，現在，香蕉沒法生長了。
 　　發展的代價是慘重的。空氣、水、土壤、食品，沒有一樣是安全的。最近大家老在罵毒牛奶什么的，其實，就算產家品德是雷鋒級的，就憑現在的環境條件生產出來的牛奶，已經不能滿足嬰兒生長的健康標準。全國每年有100萬人死于呼吸道感染。
 　　第六，這種發展模式，是產生腐敗的重要土壤。所有的權利和資源，都掌握在代表國家權力的極少數人手里。權利、資源及市場太過集中，使掌握這些權利和資源的官員，容易產生腐敗的念頭和可能性。
 　　溫總理最近說，‘腐敗將導致人亡政熄’。可見，腐敗是多么可怕的問題。有些腐敗官員，不一定與生俱來就是壞人，而是一些體制漏洞，讓他們無力抵抗各種誘惑。當腐敗官員被判重型、或被處死的時候，沒有一個不后悔。在某種程度上，許多腐敗官員是這種發展模式的‘犧牲品’。網上有這樣的冷笑話：‘楊白勞進去，黃世仁出來。海瑞進去，和珅出來。’這里所諷刺的，就是中國官場。
 　　在中國當官，是全世界最危險的行業。2011年，廣東落馬的廳級官員多達15人，全國落馬的省部級干部13人。蘇州和杭州兩位副市長，同一天被處極刑。這樣大力的反腐斗爭，越斗，大案要案，卻愈演愈烈。經濟犯罪案件，涉及的金額也越來越大。
 　　新模式的設計
 　　由于種種問題，老模式沒法長期繼續下去。沒有改變這種模式，中國的發展很快就進入死胡同。
 　　哪么，中國需要怎樣的新模式呢？
 　　簡言之，新模式，必須考慮老模式的致命弱點，才可能讓中國走出困局。
 　　首先，改變GDP的分配結構。千方百計，提高活勞動在最終產品價值的分配比重。通過改變產業結夠，提高服務行業在國民經濟的比重，提高單位投資的就業量，提高工資占單位產品價值的比重，提高農產品價格，等等措施，改變目前消費占GDP不到一半的局面。
 　　2011年，中國消費占GDP比重只有47%，而美國是90%。如果中國的相對消費水平能夠提高到美國的水平，中國的GDP增長速度只需要是目前的一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就可以保持目前的增長速度。
 　　其次，改變工業結構，嚴格控制高污染、低就業的行業。想方設法，提高能源消耗效率，減少GDP增長對石油、煤炭、鋼鐵和水泥的依賴程度。這是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控制環境污染的必要手段。提高能耗和物耗效率，就必須改變工業結構，提高產業的創新和科技應用水平。
 　　第三，逐步縮小國家壟斷行業的壟斷規模和范圍。把國家壟斷壓縮到只是關系到國家安全的少數部門和行業。對壟斷利潤必需征收壟斷稅和資源稅，控制壟斷企業工資占總成本的比重，允許私人企業有條件的進入壟斷行業，并制定相應的價格和稅收手段控制這些企業的行為。逐步放開對銀行存貸利息差別的壟斷性控制，允許民間銀行、房地產信托公司跟國有銀行和信托公司展開公平的競爭。
 　　第四，國家逐步退出直接微觀經濟活動，包括放棄對非壟斷行業產品的定價權，降低民間企業進入市場的機會成本。建立一個以私人經濟為主體，以國有經濟為重要補充的國民經濟結構。政府的職能不是控制，而是疏通和服務。轉變政府職能，是控制腐敗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第五，理順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加強市場作用。讓股票市場真正成為有效、穩定和可信的資本市場。通過稅收和其它價格手段，保證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造福所有中國人，而不只是滿足少數人投機發財的需要。
 　　第六，通過有效的價格手段和市場調節手段，大幅度提高能耗、物耗和土地利用效率。大力加強新農村的建設，把農業發展、糧食安全、提高農村收入和環境保護有效的結合起來，迅速縮小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的拉動內需，確保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結束語
 　　中國出現兩難：不轉型，沒有別的出路。轉型，需要時間，需要利益重新分配，需要體制和科技創新。所以說，中國已經開始進入痛苦的轉型期。能否成功，現在不好說。但是，我還是愿意相信中國老百姓和國家領導人的智慧。轉型成功，再過30年，中國就可以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轉型不成功，中國就墮入‘中等收入’陷阱。